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仿吾
本网搜集: 成仿吾（1897—1984年），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今湖南新化县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1924～1927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物理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3月，成仿吾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流亡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后，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于11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任党校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并主持中央党校，是当时中央党校唯一的政治教师。会后，成仿吾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他曾同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同志一起倡议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1939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
成仿吾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与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晚年，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仿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从1958年8月到1966年8月， 他主持山东大学的工作长达8年之久。他知识广博，了解教育工作的规律。他强调要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办学。提倡实事求是和独创精神，主张办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他坚持学校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尤其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要求教师言传身教、教书育人。
主要著作书目
《守岁》(小说)1929，创造社
《使命》(评论)1927，创造社
《流浪》(小说、诗合集)1927，创造社
《仿吾文存》(论文)1928，创造杜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文集)与郭沫若合集，1928，创造社
《文艺沦评》(论文集)与郁达夫合集，1928，创造社
《新兴文艺论集》(论文、游记合集)，1930，创造社
《长征回忆录》(回忆录)1977，人民
《战火中的大学》(回忆录)1982，人民教育出版社
《成仿吾文集》1985，山东大学
翻译书目
领导职务
成仿吾曾任全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委员、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委员、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长征路上的唯一教授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因聪颖过人被曾考取过进士的祖父宠爱而起名“仿吾”。1910年，年仅13岁的成仿吾便赴日留学。虽然他大学学的是工科，但因喜好文学，与郭沫若、郁达夫结成好友。三人相约成立“创造社”，并称为该社的三干将。
1924年成仿吾受聘任广东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开始主动寻找革命。1928年夏，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仿吾参加长征历尽艰辛，因戴着近视眼镜，在夜间几次迷路，还曾误闯到敌人的碉堡旁。1939年夏，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成仿吾根据中央决定，率领1500名师生突破日寇的封锁线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师生们在各村落分散住宿，集中起来时“放下背包上课”。成仿吾还经常亲自编写教材和讲课。日军大“扫荡”时，他还安排师生随部队分散突围并与敌周旋，虽付出一些牺牲却坚持下来。在成仿吾全身心投入下，这一“马背大学”和“火线大学”发展到了4000人。当时，从北平燕京大学到华北联大任教的英籍教授林迈克回国后撰文介绍说：“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
“文革”期间，年近七旬的成仿吾惨遭厄运，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次，批斗者朗诵毛主席诗词以壮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却将最后一个字读成“bà”音。成仿吾猛然间强挣着昂起头，严肃地喝道：“同学，你读错了，那个字不念（bà），念（pí）！”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人民大学复校后，年过八十的成仿吾任校长。1984年，他87岁时在北京病逝。
人物事迹
政治上保护干部
1959年，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与通常搞运动一样，大小单位都要找出重点人物，进行批判。山东大学也不例外。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行各业浮夸风甚盛。因为王启新对这些报道有疑问，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说：“一亩地产几万斤不可能。大家可以想想，一亩有多大面积，可种多少株庄稼，怎么能产出万斤粮食？以我的家乡黄县为例。黄县是山东省自然条件、土质最好
的县份之一，在农业上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肥也跟得上，而每小亩一般只能打一石（600斤）。”因为这些话，有的人就要定王启新为右倾，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进行批判。当部门党组织向党委汇报时，作为党委书记的成仿吾同志说：“王启新是一个好同志，他说的话有道理，不能因此定他为右倾。”因为成老的保护，王启新才得以逃脱了一次大难。
成老对其他同志亦是如此。由于成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心爱护干部，因此，虽然当时在山东大学也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对某些同志也作过批评，但很少给同志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加以惩处。
工作亲自动手
成老在工作中，一贯强调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反对光说不干的飘浮作风。在这方面，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论是写文章或作报告，一向是自己动手。除了向党代会和校委会的工作报告，由党委或行政办公室的同志起草外，他平常向干部、教师和学生作的有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不用别人代劳，更不会把别人写好的材料拿去照本宣读。
1960年学校开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当时成老负责作开幕词和闭幕词。不巧地是，临开会前几天，成老患重感冒，发高烧，不仅卧病在床，而且喉咙沙哑不能大声说话。怎么办，是延期开会，还是由别人代替呢？他是决不会因自己生病而影响大会的按时召开的，并且他自己承担的任务也不会轻易地推给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成老让王启新把他考虑的意见写成讲话稿，请党委副书记叶锦田同志代为宣读。按照他的意见，王启新起草讲话稿后，先读给他听，他听了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段落的安排、词句的改动等每个细小的方面。最后作为他的讲话，由叶锦田在大会上宣读。
关心爱护学生
成老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于这一点，他所工作过的学校的师生员工都是尽人皆知的。
1960年，在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下，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山东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招生人数比通常多1/4到1/3，有的系科专业甚至要多一倍。由于招生数字过大，新生的质量就不能保证。因此，一些水平较差的学生也被招了进来，被称为“大肚子”班。再加上当时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正常的教学活动出现了许多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年，省教育领导部门又通知各校淘汰一部分学生，称之“泄肚子”。学校接此通知后，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同志，不是机械地立即执行，而是令教务处长赵凌和王启新两人到各系摸底，由各系提出被淘汰学生的名单，汇集后再研究决定。由于当时各系提出的被淘汰学生的人数过多，如果按此名单执行，势必会使一大批学生离开学校。
成老认为不能如此，如果大量淘汰，一定会造成混乱，并且决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我们的学生。既然把学生招来了，就应该认真改进教学工作。可以分班上课，加强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使学习吃力的学生能够跟上班。学习太吃力的，可考虑留级。对于极少数实在跟不上班的，则再视不同情况个别处理。成老把学校的打算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取得了上级的支持。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了教学工作，从而使一批学习吃力的学生渡过了难关。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跟班学习，没有被学校淘汰出局。
革命意志至老不衰
成老事业心很强，革命意志至老不衰。尽管进入耄耋之年，依然为教育事业不辞辛苦地操劳。
1982年，八十五岁的成仿吾同志，在完成口述《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之后，想把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教育工作与四个现代化》。按照他的设想，这篇大文章的结构分上下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过去教育工作的回顾，后一部分是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展望。他认为教育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与其他事物一样，教育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的教育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越来越重要。
正好这时王启新因参加编辑《成仿吾教育文选》一书到了北京。见到成老，他高兴地谈论自己的设想，并表示编完《文选》后，想叫王启新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曾计划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由成老口述（因为他年事过高，不能过分劳累，每天可谈两个小时），把他的想法全谈出来，然后由王启新把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的提纲，再读给他听，定下大的杠杠，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充实，写完整，最后写成初稿，然后经他审阅修改再定稿。估计此文可以写成20万字，力争成为一部科学的教育论著。
王启新当时在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行政事务比较多，不能长期离开岗位承担这一任务。经《文选》编委会商定，请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同志负责组织人员协助进行。张腾霄同志主持人大工作，更为繁忙，一时抽不出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原想拖一段时间再做，不料过了两年，八十七岁的成老离开了人间，使这件事情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也是一大遗憾。
成老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理想和事业是长存的。
教育轶事
成仿吾与山东大学的深情厚谊
成仿吾（1897－1984）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党内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新化县。其祖父成明郁为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曾任武强和行唐的知县。成仿吾的父亲成达陶因病早逝。青少年时代，成仿吾得到长兄成劭吾（同盟会会员）的扶育。13岁时，他怀抱富国强兵的志向，随兄东渡日本求学。留学期间，他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组织了“创造社”。1921年，他与郭沫若一起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白色恐怖中，成仿吾深感革命理论的不足，决定赴欧探索真理，于1928月5月到达巴黎。不久，在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编辑由周恩来创办的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29年春夏之际，成仿吾移居柏林，继续编辑出版《赤光》。他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即在此时，可惜这份译稿丢失了。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进行的。
1931年7月，成仿吾回国，组织上任命他为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红安县委书记。1934年10月，我党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仿吾随部队长征北上陕北。1937年8月成仿吾调任陕北公学校长，开始了陕北公学的筹建工作。短短两年时间，这所学校便成为进步青年景仰的革命熔炉，名扬中外。
成仿吾一生热爱党的教育事业。1945年8月在延安，毛泽东曾亲自征询参加党的“七大”的成仿吾的意见：“仿吾同志，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正在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长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搞教育。”1948年，已被任命为华东大学副校长的成仿吾和他整整20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郭沫若在石家庄相逢时，郭沫若也关切地问他：“今后你打算干哪行？”成仿吾笑呵呵地说：“当然是教育啦！”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央党校顾问、校党委常委等职。
1958年8月，教育部调成仿吾到山东工作，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到任后，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将学校由青岛向济南搬迁。当时国内正有一股“左”的思潮猛烈地冲击着教育战线，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生产劳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学校的主要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面对这种情况，成仿吾果敢决断，以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强的毅力，采取得力的措施和妥善的步骤，迅速把学校工作纳入正确轨道，使学校在稳步前进中得到发展和提高。
成仿吾在山东大学16年，给学校留下了许多好的办学思想和工作作风。他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不能偏废。他特别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远大的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他提倡科学的领导方法，非常强调工作效率和质量，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根据学校迁济后的实际，重视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使学校形成自己的新特色。如马列主义理论、计算数学、电子计算机、无线电子学、晶体材料、微生物等学科，都是成仿吾在校时支持建立起来的，而今天都有了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古稀的成仿吾受到严重迫害。他多次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和劳动改造达数年之久。尽管如此，他对党仍充满信心。当被解除劳改可以自由行动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用写《长征回忆录》来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1974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成仿吾离开山东大学，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恩原著的翻译和校注工作。 1983年9月，成仿吾同志重返山东大学看望师生，并为学校题词：“继续前进，努力不懈。”他还以泰山打比方，鼓励大家：“泰山是高大的，我们的学校也要像泰山那样高大（质量高、成绩大）。希望山东大学的同志们向着这个大目标前进。”
文学轶事
成仿吾与书评作者
成仿吾（1897—1984），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1921年与郭沫若等共同创建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还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论文、小说、诗歌。1928年留学法国前，他是文坛极为活跃的人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图书评论占有重要的位置，是20年代初期、中期的重要图书评论家。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关于文艺的各派思想，意见纷呈。创造社是争论的主要方面，成仿吾作为创造社的主将之一，
不断在《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上发表文章，参与争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后来逐渐倾向革命，使文学深入人生，深入生活，成为反封反帝的革命文艺战士。1928年入党以后，他先后与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郑振铎、张东荪、陈西滢、杨邨人等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礼拜六派等进行过论战。既有文艺思想的争论，也有对作品的评论。在这些争论和评论中，成仿吾先后写了多篇理论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23年写的《建设的批评论》、《批评与同情》、《作者与批评家》；1924年写的《批评与批评家》、《批评的建设》；1926年写的《文艺批评杂论》。其间还写了《诗之防御战》、《评》、《论译诗》、《打倒低级趣味》、《文艺战的认识》、《全部的批判之必要》等。这些文章虽论争的对象不同，倾向不一，甚至前后有别，但是对图书评论来说，都涉及书评理论的诸多问题，如书评的性质，书评的任务，书评的内容，书评的态度，书评的作用，书评的方法，书评者与编辑、作者的关系，书评者的条件等等。这些对后来书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仿吾认为，评论的本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评论事业。真正意义在阐明真理。这种见解是有相当深度的。他说：一个文艺批评家作文艺批评的时候，是以批评的精神在做文艺活动；决不只是在鉴赏文艺，也决不是在冒险。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在从事自己的文艺活动。因为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做文艺的活动，所以文艺以外的问题，他决不会想起。真正的文艺批评必须有批评家的人格在背后。批评家对他的批评对象，也像创作者对他创作的对象一样，很公允而沉着。他以自己的评论来建设自己，完成自己。除此而外，他没有别的目的。他将评论视为自己的生命。
他十分肯定评论的作用，客观地论述了评论和创作的关系。他说：批评与创作同样重要。创作时不可没有批评精神，批评时不可没有创作精神。批评是创作的指南针，它是判别善恶、美丑和真伪的努力。因此，批评是谋求文艺进步的必须工作。欲求文艺的进步，必须先建设文艺的批评。文艺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应先建设对它的批评，以推动整个文艺的进步。成仿吾十分重视评论对创作的作用，对作者的影响，这是很对的。不过，他忽视了评论的社会功能，以及对读者和出版者的影响，显然还不够全面。
成仿吾将评论分为几种类型，每种类型中又分成几类。他说：就评论而论至少有价值批评与审美批评两种。以文艺为对象的批评，专就方法分类，有判断的批评与归纳的批评两种；就态度分类，有主观的批评与客观的批评之别。其余有道德的批评，形式的批评。还有求疵与捧场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这是20年代首次有人将评论这样分类，应属首创。可惜的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进一步对不同类别的评论进行分析，各有何异同及特点。
成仿吾认为不管是哪类批评，批评者应该公正、严肃，他说：要维持批评的尊严，批评应该有人格做后盾。批评家应当摒绝不合理的独断与浅薄的印象，而追求更真实的基础以至于无穷。不要颠倒是非，冤屈作者。如果因为批评者自己知识浅陋，完全错误批评别人，这不一定对被冤屈的人有何影响，往往实际上是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丑态。今日甲如此瞎评，明日乙又如彼瞎说；更有狐群狗党互相称誉，非我族类便任情暗刺明讥，毫不为公理顾惜，甚至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为迎合群盲的心理，而倡欺人欺己的狂说。一方面有人否认批评，另一方面又有人滥用批评，胡说八道的文字，假冒批评的美名颠倒是非，惑人耳目。这是批评的妖气，要大家起来，将其扫除。因此，批评时要超越一切偏执的见解。心里不要有丝毫的云雾，捉住作品的实在与全体，给作品以合理的评价。他提倡严肃、公正、客观的评论，树立良好的评论风气。
当然，也要允许被批评者对批评者提出不同意见，允许反批评。他说：我还赞成作者之反抗。因为批评所以促作者的进步，而作者的反观亦足以促批评的进步。我愿我们的批评家与作者，能为炮火与铁甲一般的竞争。他说：作者反抗批评家，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批评家的学识应比作者更广博，而实际上不尽如此。批评家也难免偏见，作者自不能不求自由。批评家是很重要的，然而假使他的批评错了，作者却也有出来反抗的正当的权利。批评家不能是独裁的君主。人纵不能扫尽批评家的地盘，而作者自有主张自己的权利。批评家之自作威仪，是与有产阶级之自称骄子，同样无一点根据的。他认为评论要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前进。
成仿吾认为评论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说：不主张文艺有一绝对的标准可以权衡一切，然而相对的好差，相对的美丑，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我们当然无从得到，我们所能求到的只有相对的客观的标准；对于本来是相对的文艺，我们却也无须要求它的绝对性。他还说，标准有两种性质：1.超越的；2.建设的。对于一切既成的思想与见解要能超然脱出，至少我们当用批评的眼光在它们适用的范围内利用它们，而不为它们所迷惘，这便是我们所谓超越的；对我们确定的标准要加意拥护，我们的批评的工程，须是这种标准的永远的建设。我们做一次批评，须使我们的标准的建设工程进一步，批评愈盛，标准愈坚，文艺乃有所归趣，这便是我们的建设。超越的而兼建设的，这是我们应当建设的新的文艺批评的标准。
此外，成仿吾还首次提出了审美批评。他将美学融入在评论中，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他说：作为“批评家也是一个赏玩者。一件文艺作品，是作者将一个情况用最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努力在由无创造出有，由混沌创造出形象，由部分的描写达到全部的表现。所以赏玩者的努力便是由部分的感触得到全部的暗示。这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赏玩者可以由这具体的整个得到他所具有的美感，与它所带来的意义。”他认为作品是作者和评论者共同构建的一座美的建筑，要共同用美学思想来分析它，欣赏它，以显示出它的美的本质。
在成仿吾的评论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作品的评论。他对鲁迅，先是对立，后成朋友，最后是崇敬。1924年2月他写了《的评论》发表在《创造季刊》上，否定多于肯定。鲁迅并不以为然。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劝我们不要写文章与之辩论，因为如果辩论，也不过是聋子对话”。当然，鲁迅在《三闲集》中，也还是进行了一些反批评。后来，成仿吾和鲁迅有过合作：1927年鲁迅、成仿吾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在革命时期出兵侵犯我国领土。1933年成仿吾在上海时，鲁迅帮助他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鲁迅逝世后，1936年成仿吾写了《纪念鲁迅》一文，称赞鲁迅是“爱国的、革命的作家”，他的功绩是“划时代”的。
成仿吾除阐述书评理论外，也写了许多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他对作品的评论，有与别人不同的风格和个性。评论中，以事实为依据，让作品说话，从小处着笔，由小到大，在大处定论。他笔调犀利、态度直率。对作品要求严格，看不足较多，看长处较少，对作品肯定得比较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评论家。
朱德与成仿吾的夕阳情
1976年5月20日上午，室外艳阳高悬，鸟雀啁啾。朱德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成仿吾校译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他放下手边的其它工作，认真仔细地读了起来，并不时做着眉批。他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了70年的深刻经历，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更用他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
起的身心，再一次地读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1923年5月，远涉重洋去寻找革命真理的朱德在德国首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原理和精神成为他坚信不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沧海桑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朱德本人也从一个旧式军人转变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53年以后，当他再一次捧读《共产党宣言》，读到那些熟悉的段落、语句和指导他奋斗了一生的科学真理时，仍是那么专注、认真，就像53年以前初次读到它时一样。
翌日中午小憩以后，朱德告诉秘书：“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秘书听后感到为难，朱老总九十高龄，身体又不好，他能经受得住访友的劳累吗？于是立即挂电话给成仿吾。成仿吾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嘱咐道：“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朱德的外孙刘健对秘书说：“姥爷与成仿吾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看来拦是拦不住了，我们准备一下，一起陪着他老人家去吧！”那时，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才四个月，毛泽东主席也处在重病之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横行霸道。朱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使他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宣传了。
时近三时，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笔者有幸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20年后，当成仿吾的夫人张林回忆起这一往事时，仍然激动得老泪纵横：“仿吾到车边去迎接朱老总，口中不住地说，老总，你好呀！然后，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往里走。我看着一位80岁的老人搀扶着一位90岁的老人，两位历经风雨和坎坷的革命老人互相搀扶着，想着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艰难奋斗的一生，真不容易啊！”成仿吾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曾几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1929年初，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积聚革命力量，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蔡和森从莫斯科给在柏林的成仿吾写信，让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译文脱稿后几番辗转，委托一位将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带给蔡和森。但当这位德共党员到达莫斯科时，蔡和森已经离苏回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这部珍贵的译稿，用成仿吾自己的话说，也“随之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仿吾和徐冰在延安拾到了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了革命的需要 ，为了完成蔡和森的遗托，他和徐冰商量决定，将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译成中文。在当年的8月，译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交付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大约在1939年秋天，成仿吾在前方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很不满意，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
“文化大革命”中，成仿吾受到冲击，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一贯“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迎必正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他看到建国以后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都是从俄文版转译为中文的，其中不乏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更令他心中不安的是，中文版中的某些观点和史实偏离了作者的原文原义。于是，他立志在有生之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由德文直接译成中文。为此，他专门上书毛泽东主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志向。毛泽东在成仿吾的信上批示：请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给成仿吾同志安排一个位置，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
1974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以此作为成仿吾的工作班子。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授李逵六担任组长。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从拉开翻译工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出乎成仿吾意料之外的是，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三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了《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对面促膝而谈。
朱德欣慰地对成仿吾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
朱德询问成仿吾：“你们这个班子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成仿吾一一作答。
朱德嘱咐成仿吾：“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弄通了，很重要。”
朱德鼓励成仿吾：“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你们的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朱德关照成仿吾：“你要很好地保重。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朱德告诉成仿吾：“中央对我管得很严。我的身体还好，现在一天吃三两粮食，吃多了不消化。游泳要坚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还常用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